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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馨
肆虐北京的“非典”使得春光明媚的假日变成了抢救生命、隔离留观、通风防病、严防死守的日子，在突如其来的离奇传染病冲击之下，人们除了本能的恐惧和惶惑之外，也引发了对于患病和救治、个人和社会、国家和地区、生和死、责任和义务、法律和道德、城市和建筑、心理和精神……诸多方面的联想和思考。正如1999年8月《曼谷邮报》的一篇文章所说：“穷人和富人的健康问题将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在21世纪，疾病的全球化将意味着健康的相互依存。”随着疫情的发展、遏制、缓解，人们注视的角度和热点也在不断地转移，各种意见和观点也不断在普通和专业的媒体上出现。但不管怎样，这次抗击“非典”战役取得成果，除了果断的决策、得力的措施，各方的支持和协作，市民的理解和配合外，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成果。从去年11月广东省发现首例病例以后，科学研究就一直在紧密跟踪。从发现衣原体、休粘病毒，到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世界上13个实验室合作下确定了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此后又完成病毒基因组的测序，并由此发现了若干种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一些预防药物陆续批量生产，直到疫苗的研制和开发，均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这些与此前艾滋病在2年之后才查到病原——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经过好多年才破译其基因的过程相比，现代科学技术和国际协作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依靠科技，战胜非典”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人们的议论自然涉及到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和各类建筑，如果和首当其冲的医药学、公共卫生学、法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相比，我们所从事的这一专业还是属于较外围的部分。但是非典定点医院的建设、空调系统的使用、垃圾道的封闭、重点社区的隔离、直到住宅的通风、公共场所的消毒、医院的交叉感染等等，都促使我们对城市和建筑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在传播源、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都还没有完全搞清之前，马上做出结论性的意见可能还为时过早，但为了防止疫情扩大，为了控制局面所采取的许多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也需要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和补充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应急的手段的科学合理以取得最大的实效。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那是因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以其巨大的力量，和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上个世纪是科学技术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也是人类理性日益成熟的世纪。1999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以“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为主题的世界科学会议所提出的宣言就向人类做出承诺：科学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要服务于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就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三个领域关于规律的概念、原理、思想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体系。科学属于认识活动，技术属于改造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多源于经验，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使科学越来越为技术的先导和源泉。就象杨振宁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带动了工业，工业则带动了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即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又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这样科学既有探索真理的任务，同时又有其应用性和功利性。当然如果过分地注重功利和实用，也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实用主义。通过这次“非典”的考验和洗礼，城市和建筑相比较，似乎现代城市需要反思的内容更多更重要。城市作为一个永久性和组织完好的人口集中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突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近现代城市具有全面地综合功能，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中心，它要求齐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在人口、建筑、科技、信息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具有高度开放和交流的特征。因此现代化的城市就象一部由众多齿轮和传动机构组成的巨大机器，需要各部分的谐调和同步和较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使其正常运转，也正是由于其系统的复杂和内容众多，也使我们的大城市变得更加脆弱（图1、图2）。这次“非典”事件实际是以突发事件的形式对我们的城市的预警应对系统，城市的防灾减灾措施的一次冲击，是对城市紧急指挥系统的考验。也进一步提醒人们对城市防灾减灾科学的重视。即以北京为例，在近几十年来，虽也遇到过地震、污染、火灾、突发事件（爆炸、断水、断电、断气）人身事故等突发危机，国家、各部委和地方也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也设有一些工程救险的专门队伍，相关部门也有一些应对班子和措施，但与国外和国内的先进城市相比，缺乏统一的综合性的固定的应急指挥机构，难以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无法保证机构的落实、制度的健全、应急预案的执行以及财政上的支持；缺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教育，缺少相应的演习和训练，在突发事件面前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差，自救互救的防御反应不足等等。
以日本为例，因为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所以国家和国民都有很好的忧患和防震意识。在笔者记忆中，东京都就有详尽的震灾预防条例，在总则中明确了都知事的责任、各区市、市民和事业者的责任，对于城市规划、防止震害、防止火灾、避难、信息联络体制和市民的协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创造一个防灾城市，注重避难道路和避难场所的设置，在各区的每块空地上，都详细注明了震灾时疏散到这里居民所在的地区；在城市的开发中注意防灾据点的建设；建筑物的抗震和不燃；确保开放空间；整备道路桥梁；并为创造防灾城市进行相应的调查。每年九月一日，即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那一天，全国都要进行防震抗灾的实践演习。正因为这样，国民都有很强的抗灾自救意识，家中的抗灾用食物、饮用水、应急灯等都准备齐全。即使象1995年1月17日震级7.2级的都市直下型的神户大地震，虽死亡了6425人，4万多人受伤，10万多栋住宅全部毁坏，10万多栋半损坏，有635米长的高架道路倾倒，损失十分巨大，但当时在灾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就感叹“灾区的秩序井然和灾民们镇静若定。”今年的仙台大地震也是一个例证。又如美国纽约市在1996年就成立了独立的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OEM），其工作目标是：协助人们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在灾害发生后做出有效的反应；对灾害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尽快地恢复受灾地区的正常秩序。在多部门联合处理事故时，OEM就是最高级别的部门，是现场的协调人，还包括确定灾害级别、管理救援队伍、运行应急处理中心等。由于有完整的防灾和救助体系，保证了在“9•11”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系列应对（图3）。
科学是一个认识和探知的过程，但科学又是永远在一个不断争论和质疑的过程中，不断严密完善而形成更为完备的体系。城市科学和建筑科学也是处于这样一个不断积累，不断修正，不断补充，甚至不断改正的动态过程之中。在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人们对城市和建筑的规范和标准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这些规范和标准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过程中，在不断修订和完善。如唐山地震以后我们逐步完善了抗震设计的法规，若干次大火之后也促使我们针对防火规范不断加以补充。现行的有关规范和规程已形成了我国较完整的标准体系，还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建设实际的，关键是如何真正落实这些规定。如建设部设置了“中国人居环境奖”，在指标体系中提出了132项定量指标和32项定性指标。如果我们的城市真能踏踏实实按照这些指标体系的要求去做，不但城市的功能、环境、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改善，也能从容应对各种灾害和事件的侵袭，真正达到联合国卫生组织所提出的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适性的评价标准。又如这次“非典”中议论的住宅设计的一些问题，如通风、垃圾道、排气管道等在住宅设计规范中都有明确规定，当然结合这次卫生防疫的要求增加一些内容，也需要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分析之后再做出结论。世界卫生组织绿色住宅标准要求日照3小时，对我们可能就困难些。要防止疫情严重时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如自然通风固然重要，但在北方地区保温和节能也同样不可忽视；对采用“全空调系统”中央空调的建筑，如堵死回风，打开窗户，采用全新风运行时，在炎热时期因负荷过大也可能能源消耗过大；在防止感染上也不能把所有综合医院都按传染病院的标准来处理……。修订和补充需要充分的事实依据并合乎国情。日本神户大地震11个月以后在受灾调查的基础上，建设省即把15年前的抗震标准做了修改，同时也公布了促进对建筑物的抗震加固的有关法律和方针，规定除住宅外，特定建筑物（包括学校、体育馆、医院、剧院、展厅、百货店、办公楼）建筑面积在1000m2以上的三层建筑，负有进行抗震检查和抗震加固的义务。此后在实施的施行令中又增加了电影院、超市、旅馆、工厂、车站、老人设施、车库、出租集合住宅等。另外国外关于防灾据点的建设经验也值得借鉴，有如我们在抗击“非典”时在小汤山和北京胸科医院建立的集中处置设施一样成为应急医疗中心，将在抗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笔者20多年前曾看到东京江东区白须东地区的防灾据点。它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选定的约20公顷地段，用做发生震灾或次生火灾时，能够保护地区的居民，并能有效地进行防灾活动的场所。6栋住宅地上13层，542户，总建筑面积为6.0万m2，由于震后大火的辐射热和热气流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个住宅区用40m高的住宅形成一道连续的防火墙，在墙后设了9公顷大的公园作为避难广场，在震灾时可以收留8万人，并备有可供7日间使用的食品，饮用水和医药，在本地区还设置了1.4万m2的防灾中心，作为指挥救灾活动的总部。这些住宅除了确保其抗震性能外，在迎火面的开口部都设置了防火卷帘和喷洒装置，各栋住宅楼之间的13m开口，也用连系桥和防火卷帘加以隔断，从而形成安全可靠的防灾据点和避难场所。也是建筑和城市结合防灾的一种试验（图4、图5）。
依靠科学来战胜“非典”等灾害依靠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这里我们又特别强调规律和理性的作用。如前所述，自然界和人类就会都是有规律、有秩序可循的，科学的核心是承认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即我们常说的理性精神。即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样才可以避免我们的非理性活动是否会造成新的纰漏和失误，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另外的“非典型性××症”，这样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科学的决策和科学的论证。年初在一些专家座谈我国城市化发展时提出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城市决策者的水平和能力。城市的规划决策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人们议论甚多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由于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造成立项随意，匆匆上马，不计成本的效益，中看不中用，有的甚至不中看也不中用。有的项目虽也经过“科学论证”，但论证的是突破规划控高、提高容积率、破坏历史文物……。使科学在极度功利和实用的主观目的下，表现出它的负面功能。科学和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既有造福人类一面也有危害人类的可能。虽然科学和技术的双刃效应不尽相同，技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实用和功利的目的；而科学只有从自发进入自觉以后，也就是认识过程跨入了实践过程，通过技术成果的形式加以显示。城市科学的客观规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如果不是从民情、民意、民智、民力出发，就会扩大负面效应，陷入盲目性。在我国城市建设上的盲目跟风也是传染性极大，宏观上看刮过国际大都市风、科技园风、新区风、CBD风……，从微观上看有大广场风、欧陆风、立交风、高层攀比风……。“非典”提醒我们城市要在许多保证安全、健康、便利和舒适的基础工作上做些长期踏实的工作（图6）。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国策，由于人口的数量巨大，我国是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数量指标和速度，要有新举措和新思路，但必须立足于城市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条件及总体规划来科学定位。当前在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就是因为超越实际，对紧张而有限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破坏性、自杀性的开发，从而造成对环境资源不可逆转的破坏。治理城市污染所花费的巨大财力已经教训了我们，城市的热岛和温室效应如不改变，自然通风就根本无法体现其优越性。城市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生活和居住质量的重要内容，林草绿色植被的巨大生态功能在维持生态平衡上起着重要作用。此前风行一时的“草坪风”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后来又刮起一阵利用移植山区和农村的大树来快速达到城市森林化的“大树进城”，有的城市还作为经验津津乐道。有的城市提出3～5年内（实际就是领导的任期）建造园林城市，结果移植大树古树的死亡率超过70%，又破坏了农村和山区的生态环境，损人不利己。又如我国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的城市中有一半缺水，中国已成为中高度缺水的国家，因此如何保护和节约利用水资源，合理配置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已成为城市生存的严峻问题。
最近吴良镛先生指出：“在城市建设上重‘形象工程’，建筑设计上追求‘形式美’，不重视建筑功能，忽略技术经济。建筑的科学技术，被用来为追求奇巧的形式服务，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对绝大多数建筑来说，除少数特殊的社会性建筑外，实用性还是首要的，办公楼就要提供安全、高效、舒适的办公环境；医院要保证洁净，无交叉感染；体育场要让运动员发挥出最高水准和观众的安全舒适；航站楼和车站就要保证人流和物流信息流的准确、安全，创造“零距离”换乘等等，而当前有些舍本逐末，片面在每一栋规模稍大的建筑都追求所谓“标志性”，尤其是利用纳税人的钱盖的房子，常常出手大方，多花几亿，十几亿都无所谓；搞许多大而无当的空间，使运行费用平白增加许多。在建筑高度上争相攀比，尽管许多专家指出摩天大楼是“资本黑洞”，存在大量隐患和综合性污染，从效益、环保、管理、防灾、人文关怀、发展趋势方面都有悖科学和理性的潮流，但争当“世界之最”“亚洲第一”的势头，并未象防治“非典”那样受到遏制。
其实规划师和建筑师在权力和市场面前，如何保持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同样是应该探讨的，但从“非典”引出的话题看，可能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属于常见病和多发病。象许多专家所预言和“非典”斗争将是长期的任务一样，真正掌握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人们已为之奋斗了近百年，今后肯定还要依靠科学来战胜“非典”的反弹和那些已知或未知的顽症和新疫。
参考文献
1. 中国建设报. 2003.5.1，2003.5.14
2. 袁正光. 漫谈科学思想的作用
3. 刘怡翔. 科学和技术何以为是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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