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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一刚
20世纪，是一个变化发展异常迅猛的历史时期，新事物、新发明、新思潮、新观念层出不穷，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从而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总是赶不上潮流，赶不上时代。
以建筑发展来讲，世纪之初，折衷主义的建筑风格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已经在腹胎中涌动，而现代建筑问世不久，便潮起潮落，又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更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构主义。观念的颤变，总不免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人逐步理解、消化和顺应，然而，迅猛的发展，偏不给你留下余裕，致使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老人，总有被时代遗弃的压迫感。
此次颁发的梁思成奖，属建筑界的最高奖，理应授予那些领导创作新潮流和最富开拓和创新精神的建筑师，而扪心自问，实在愧不敢当。所以我一直是把它看成是对工作多年建筑师的一种安慰——实在是苦劳多于贡献！
基于此，我只能把调子定得低一点——以“立足本土、谋求创新”为题，来讲一讲我的创作经历，这绝非是繁花似锦，充其量不过是老干新枝而已。
建筑师的成就，总是和他成长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以我个人来讲，接受建筑教育起始于50年代初，即1950年。如果把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定在50岁的话，那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大家知道，这个年龄段正处在毛泽东时代。一分为二地看，既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但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当然，除了时代的局限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局限性会影响到人们的成长。以下，我想分别从时代的局限性、工作岗位的局限性和性格的局限性等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我的影响。
一、时代的局限性
这种影响是基本的，凡属时代的同龄人几乎都逃脱不了这种影响，并且对人们的学术思想乃至创作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它的主要表现是：
1．意识形态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尺度，都要经得起意识形态的检验。传统和习惯上的是与非，往往经不住阶级分析，例如，对电影《武训传》和《早春二月》的批判就会使人感到震惊，热心于办学和对弱者的同情，本来都是好事，结果都成了贩卖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毒品。建筑虽然有别于纯文艺作品，但也难免厄运，我们老师徐中先生就以宣扬“唯美主义的建筑观”而受到批判，至于我，则是以“构图万能”而荼毒学生。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自然会抑制人们想象力和创造性。
2．与世隔绝的学术环境：当时正处于两极世界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我们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把西方世界排除于视野之外。而正是在那一段时期，西方国家的建筑思潮十分活跃,精品备出。对比之下，苏联建筑界却异常沉闷，这些，便使得我们眼界十分狭窄，不知有汉，无谓魏晋。
3．颂扬共性，扼煞个性：建筑创新实际上就是要突出个性，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均个性鲜明。这种个性几乎是从娃娃开始就逐步形成。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的社会舆论，却只弘扬集体主义而批判个人主义，在这种氛围中，个性是没有容身之处的。试想，什么东西都出于集体创作，那么作为个体的建筑师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想，今天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建筑大师，或许和上述的原因不无联系。
二、工作岗位的局限性
这是因人而异的。以我来讲，大学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这既是组织上的决定，也符合于个人愿望。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大学教书无论在学术环境、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的发挥方面，比之一般的设计单位似乎还要宽松一点，当然，也只是“一点”而已。
以我所在的天津大学建筑系而言，多少还有一些外文图书，并订有若干种外文期刊杂志，通过它多少还可以获取一些西方国家的信息。另外，指导学生建筑设计，也还有一点小自由，这种工作特别是有利于方案能力和基本功的培养和锻炼。然而，直接参加工程设计的机会却很少。改革开放以后，结合教学，参与工程实践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作为教师，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学、科研方面。我常引用朱自清先生的一句话：“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娱乐”，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也参加了一些工程实践，但毕竟还是“副业”，所以总是以“客串”和“票友”的身份参与的。幸好，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当作一种消遣，还是乐此而不疲。不过，限于条件，要是和在设计院工作的建筑师相比，所做的项目不仅规模小，数量也不多。
三、性格的局限性
性格往往关系到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态度。我是属于兴趣趋动型人物，凡有兴趣的事我都乐于去干，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例如对待建筑设计，虽说是客串、消遣，但却十分投入，为兴趣所驱，有时甚至有一点痴狂。远在学生时代，就十分热衷于设计课，加之性子较急，设计课的作业总是提前完成，从未在交作业之前加班加点，更不要说开夜车了。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给学生改图时，总嫌学生慢慢腾腾，时而便会揠苗助长和越俎代庖，从而挫伤学生的积极性。时至今日，这种脾气虽有所收敛，但对学生还是不肯放手，遇事还是事必躬亲，一抓到底。例如接受设计委托，作为导师，本来可以只给一个意图，放手让学生去做，然后再帮助完善，直至完成。我却不然，总要事先想好，再绘制成图，并且画得很工整。就是转给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我也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并排坐在电脑前，一一确定每一个细部尺寸。从一方面看，这或许是好事，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学生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这种性格，我倒并不热衷于规模太大的工程，因为是属于“单干户”的一类，实在是怕照顾不过来。
这种性格，也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加之又在学校工作，没有任务和经济效益的压力，在接受项目委托时便不免有一点挑剔：要得太急的不做；长官或业主意志太强的不做；条件太苛刻，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也不做，这或许就是项目做得不多的原因之一吧！
西方各种建筑流派，虽不能全然接受，但也并不过分抵触，有时尚能与时俱进，从中吸取某些教益。用“老干新枝”来比喻我的作品，似乎比较恰如其分。
人贵有自知之明，按自然规律，我确实已经走过了人生最富创造力的巅峰期，但还不想自暴自弃，偃旗息鼓，就此终止自己的设计生涯。当然，也不企求有更大的作为。不过在条件允许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力求有所发展、有所前进，那怕有些微的新意，便会有知足的感觉。
下面拟通过创作实践总结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1．不甘平庸
这些年来，应邀参加设计竞赛的机会不少，但都婉言谢绝。直接委托设计者，凡条件适合者还是乐于接受的，这是由于我还在带研究生，学位课中就有建筑设计，有了委托就无需再为他们物色题目。然而，凡委托设计者都是慕名而来，如果设计得过于平庸或一般化，自然会使人感到失望。我常是自问：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总是希望能搞出点名堂，就拿出这么一个方案，行吗？！所以每当接委托，都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而我在接受委托时，也对业主直言不讳：我将尽力而为，但也没有十分把握，如果不能让您满意，尚可另请高明。幸好，一般都能得到认可，也有个别意图不合者，我也不愿迁就。半途而废者就作罢，对此我也看得很平常，从不计较。
2．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
这是中国建筑师责无旁贷的义务。然而实践起来却并非易事。由于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随之而变化，然而，全然地摒弃传统建筑文化而一味抄袭、模仿西方建筑形式，似乎也于心不甘。于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试图使两者能够相互融合。这些年来，我曾接受过若干园林规划设计的项目，由于它的艺术性要求较高，功能限制又不苛刻，我便试图在这类建筑中探索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融合。由于项目所处的地域条件或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力图区别对待，以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
3．赋予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这主要是针对几个纪念性建筑而言的。和园林建筑一样，这类建筑的艺术性要求也是很高的，但所要表达的情趣却截然不同，园林建筑一般所体现的是它的抒情性，要具有诗情画意。纪念性建筑则应根据其不同性质而突显其主题和个性，或雄伟、或庄严、或典雅，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4．立足本土、谋求创新
园林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毕竟属于较特殊的建筑类型。而大量的建筑均属“世俗”性的一般类型的建筑。对于这类建筑来讲，首先要满足的还是功能使用要求，另外，还要受到技术和投资条件的制约。我是一个十分注重形式的人，但却立足于功能、技术合理的基础之上，并且还不突破业主所能承受的投资限额。这类建筑很容易流于一般化，甚至平庸。但我又不甘于平庸，总是力图在平实中谋求创新，以期把功能、技术和形式美巧妙地融为一体。所谓“立足本土”，就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出发，而不是追求时髦、奇特，也不一味地强求所谓的“传统”。总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划定框框，作茧自缚。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以上四点都是一种“追求”，属于主观努力和探寻的范畴，能否达到，却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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