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
    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在京成立，至今已有50个年头。学会成立时，我有幸参与了一点工作，此后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建筑学会的成长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建筑事业发展，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研究当代，展望未来。
一、艰苦创业  曲折求索
（一）学会的组建
    1950年，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即今日科协前身）的倡导下，建筑界由梁思成等组成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后各地连续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1953年10月23至27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正式召开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对大会的召开与推进，梁思成先生不遗余力。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之一访苏归来后，基于对祖国的热爱，笃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再加上苏联所见，虽说“最初印象对他们的设计创作很失望”（访苏报告开头的话），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恃而自信。
    当时，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有不同的认识和思想分歧，这本是正常的，何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临政治经济的“翻天覆地”的重大变革和“一边倒”地学苏。学会正式成立即面临如何安排主旨报告问题，领导整个工作的当时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同志工作细致而审慎，他安排了两个主旨报告，一为梁思成先生“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另一为建工部直属中央设计院副院长汪季琦，内容重点放在设计思想和设计方向上，强调建筑设计的原则要适用、经济、美观三者通盘考虑。报告提出“新的民族形式”，说明当时决策者的建筑观与“民族形式”的分歧，大会学术讨论活跃，思想开放，例如我记得林徽因先生在会上并不讳言“我会去调查测绘一个好的地主大院，但如果旁边有一座殖民地式的住宅，现代设计齐全，我还是愿住在里边”，客观道出建筑功能与审美观的矛盾。在与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周扬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美学最不成熟，有些问题难作定论，他并不否定古代建筑的艺术性，并引用马克思的话：“希腊是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人类不能永远停留在童年，历史上的艺术有它的时代性，过去即使是好的东西，但也是旧的……，这种说理的谈话与讨论让人心服口服；周荣鑫的总结时间不长，但很全面，稳妥而不失原则，他承认建筑是艺术，肯定民族形式，但明确强调要满足人民的需要，鼓励大胆创作，在当时情况下，包容了各方面的见解。在学会组织上，也加强了阵容，周荣鑫任理事长，梁思成、杨廷宝任副理事长，汪季琦调来任专职秘书长，并出乎意料地要我任副秘书长，我因清华任务很重，一开始就推辞，答复时“并不要你做一般工作，相信你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上这段简要的历史说明，建筑学会一开始就是审慎地、积极地团结处于分散的、不同学术见解的建筑师群体，而当时的学术讨论还是留有影响的。例如，梁思成的报告中谈到建筑的“可译性”问题，张镈先生在“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以及以后的一些会上多谈到对他的影响。梁早在1940年代初就著文“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 ，讲建筑与语言文学一样，有它的特殊的“文法”与“词汇”；1950年代初专门指导研究生研究这“可译性”现象。《中国现代建筑史》称梁思成的这论点为“一个被人忽视的理论建树”，“超前出现建筑语言学” 。这里且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说明在建筑学会成立之始，学术讨论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 参加国际建协
    建筑学会的及时成立为参加当时唯一的国际建筑师组织创造了条件。说到这里，我们要感谢当时从法国归来的华揽洪先生，他是当时国际建协秘书长瓦戈之友，使得中国建筑学会得到国际建协的承认，并邀请出席1955年7月在海牙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建协大会，议题为“战后住宅”。
参会的准备很匆忙，从通知到成行仅余两周左右的时间，代表团组成为杨廷宝任团长，团员有汪季琦、贾震、戴念慈、沈勃、华揽洪、吴良镛，另翻译一人，我兼任代表团秘书，其中五人今已作古。这历史一页早已翻过去了，但它在建筑学会历史上的意义却非常重要：
    第一，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得到国际学术组织承认并受到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术团体，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会前请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畅谈世界政治形势与新中国的成就，并勉励有嘉，“中国的学术也要走向世界”。
    第二，它为解放初近乎封闭的新中国建筑界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渠道，参与国际建筑大家庭的事务。杨先生的学识及不卑不亢、翩翩大度给国际建筑界留下极好的印象，后被选为理事、副主席。1958年，在莫斯科大会上，身体康复的梁思成应邀向大会作亚洲战后重建的报告，以及兰州、杭州的规划展览介绍，受到国际的称赞。
    第三，此后，外国建筑师陆续来华，包括波兰、东西德联合代表团、捷克、以及英国建筑学会主席等。当时帝国主义多方对华封锁，中国建筑学会嗣后的对外交流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展开，可以说从1950年代建筑学会加入国际建协起就奠定了基础。
(三) 探索中国的建筑道路
    如前所述，学会从成立起，就专注中国建筑道路问题，学术见解的分歧是自然的事，包括对“民族形式”的不同看法等，但苏联建筑思想批判迅速激化中国建筑界这种学术争论，当时过“左”的思想路线，对胡适、胡风、梁潄凕的错误批判，尽管注意对梁思成先生采取不公开批判等一系列作法，“复古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大帽子”给建筑师带来困惑，有建筑师说“批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下笔没有主意了”。其后遗症影响深远，例如当中央宣布国庆十大工程时，建筑师在创作上有所束缚，放不开手脚，国家领导人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所用”，“大屋顶也可以试试嘛”，进入1959年，建筑界有对国庆工程设计有不满，建工部部长刘秀峰意识到看来建筑艺术问题不讨论不行了。这是上海住宅与建筑艺术座谈会召开的背景。关于这个会介绍的材料已很多，不必赘述，只想说明两点：
    第一，这次会议代表面甚广，知名建筑师学者差不多都被邀请；会议时间长，5月18日－6月4日；与会者发言踊跃，畅所欲言，约有30多位发言，梁思成在最后一位发言，他前一天晚还未确定题，第二天斐然成章（即“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 ），受到与会者的赞扬。
    第二，在决定召开这次座谈会前相当一段时期，建工部刘部长即借阅很多建筑书籍，浏览建筑理论，开会后他自己准备讲话提纲，遇到理论问题就由汪季琦、王文克等约人谈话、询问，我就被找去过，估计还会有人咨询过。因此，刘的大会总结是有针对性的，在一个时期内是对建筑创造问题有相当深度的文章，其出自官员之手，更是难能可贵（会后由王唐文成文）。
    这次会议一扫大批判的沉霾，建筑界掀起学术讨论之风，但过不太久即被意识形态斗争的风风雨雨所窒息，尽管如此，它为探索中国建筑方向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  事业繁荣
    文革期间，建筑学会像其他事业一样，一度停顿，各方面大倒退。文革后期有些活动已恢复，但大规模的展开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这20多年的事，由于时间距今较近，多亲身经历，在此仅就几个方面略加回顾。
(一) 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
    1978年，建筑学会代表团赴墨西哥参加国际建协第13次大会（以后每隔三年一次，中国都有较大阵容的代表团参加），当时中美尚未恢复建交，但受到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的邀请，顺访纽约、波士顿等。纽约副市长还出席招待并致欢迎词。
    除了积极参加国际建协的活动以外，中国建筑师还在1980年代初通过艰苦的努力，成功地加入亚洲建协（ACASIA）。
(二) 在国内主办重要国际会议
    中国建筑学会在国内主办重要国际会议是与阿卡汗建筑基金会联合起始的。阿卡汗建筑基金会是一个有声望的国际建筑组织，主要活动集中在亚洲。1981年该基金会赞助中国建筑学会组织了一个大型的以“变化中的农村”为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者多是国际知名建筑师及学者，如埃及知名建筑师哈桑•法赛、印度建筑师柯利亚等，国内建筑师亦较多参与。这次学术会议的形式很有创造性，在北京举行两次正式会议后，全部代表到西安，除了参观西安清真寺等建筑外，主要内容放在窑洞及一些典型的农村建筑。第三站是新疆，自乌鲁木齐去南疆，参观交河古城以及喀什等，最后在喀什召开座谈会后结束。这次会议饶有意义：第一，它的参观研究重点不在大城市，而在农村；不在高楼大厦，而是村镇、农村建筑；不仅关心建筑，还关心农村生活；不仅关心建筑设计，还关心地方材料、构造、作法等；不仅关心传统农村，还关心农村住房及建筑教育的创新的萌芽。第二，中外建筑师在较长时期的一道考察，有了较为深入的业务交流，并建立了持续的友谊，有些还是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协第20次大会的特邀人士。后来，还继续举行“生土建筑”的国际会议，对西部建筑发展产生影响。但对比一下，近若干年来，建筑界的兴趣似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高标准大型建筑上面，对村镇及其建筑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忽视，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变化中的农村”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锻炼了队伍，中国建筑学会在1985年开始提出由中国举办国际建协大会的申请，此后陆续举办。 如1989年，我在国际建协副主席任期内，以中国建筑学会与清华大学名义，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区（亚洲、澳洲）“变化中的城市与建筑”国际会议，也获得很大的成功。
(三) 与港澳台建筑师的合作与友谊
    首先要感谢香港建筑师潘祖尧先生，在他任会长期间第一次在北京举办香港建筑展，打开了香港与大陆的联系。他与钟华楠、郭彦弘等被邀为海外理事。在潘先生与赵利国先生的促进下，开始与台湾建筑师的交流。澳门回归以前，建筑文化交流也已启动。今后，与港澳台三地的联系当更加频繁。
(四) 在北京成功举办国际建协第20次大会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成绩斐然的大会。无论在会务的组织、规模宏大的学术报告质量之高，世界影响之广，都是空前的。这是最近的事，无须多说，只是简单提一下几件突出之处：第一，有计划地吸收青年建筑学生参会，使他们在学习阶段就能参与难得的国际学术活动；第二，在人民大会堂的主旨报告及其后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两天报告与专题讨论，丰富多样，照顾到多方面；第三，大会贡献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世界建筑集锦”及“北京宪章”是世纪之交的学术总结；第四，举行后续的“北京之路”活动。记得1987年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我曾与前美国AIA主席Hacker为争取1993年国际建协大会的申办权而交锋，结果他胜了，但1993年的芝加哥大会办得很一般，这次北京大会结束后，他倒直率地对我说：“我想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过北京的大会了……”。195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中国建筑师代表团的壮行辞“中国人要在学术上也要走向世界”已经达到。
    20多年来，得到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建筑师多方面的团结，包括国内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的团结；第二，发扬求索的精神，力臻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回顾中国建筑学会50年的历史，创业维艰，发展不易，在此我们谨对已经离开我们的创业者周荣鑫、梁思成、杨廷宝、汪季琦、阎子祥、戴念慈等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
三、与时俱进  自强不息
(一) 最优越的机遇与最尖锐的矛盾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城市化已进入加速时期，无论沿海内地建筑事业都欣欣向荣，规模大，发展速，进步快，可以说我们有着空前的大好机遇，我们在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会出精品，出学术，出人才。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未充分利用优越的多种条件，并且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尖锐挑战。由于中国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市场”的兴旺，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抢滩”，甚至作为“新建筑设计试验场”，这一方面是好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建筑师未能直接主持一些重点工程，一般只作为合作者、配角，中国建筑师如何经营自己的舞台？我想种种现象值得建筑学会这类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加以研究。记得1942年我还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一天晚上杨廷宝教授在烛光下（因为突然停电）和我们学生促膝座谈，追述1920－30年代老一辈的建筑师（主要指基泰工程公司）如何艰难地打入上海滩“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现在时代不同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竞争当仁不让，必须有所作为。
(二) 注视学术的变化与发展
    我们要注视世纪之交建筑学术的变化与发展。在“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及“北京宪章”里，都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这里容我将国际一位知名建筑师在1998年7月21日文化部的晚宴上发表了一段颇带感情的谈话，摘录如下：
    我想讲一点建筑，这个题目可能没什么意思，但趁着几位部长都在，有必要讲一讲在评选中吴良镛先生要求我们的，不但要做一名好的建筑师，而且还要将境界提到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水平上。
在这世纪之交的时代，中国与世界上的建筑帅们都处在迷惘之中，由一种潮流引导建筑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多元的发展探索、多种的可能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总体上仍在由欧美建筑师们牵头探路，一些大师们探出一条路后，许许多多建筑师便模仿他们。本次竞赛的结果，也是世界几种潮流高水平的体现。
    不过，如果世界总是由欧美建筑师牵头，那就会变得单调贫乏了。中国有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应探索出自己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道路，而应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创造出建筑艺术精品是件很难的事，但建筑已成为各种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因为它们将长时间地留存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直接体现我们这一代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建议文化部组织一个由各个专业的精英组成的综合人才班子，其中包括历史、哲学、美学、美术、建筑、技术、材料等各方面的力量，集思广益，下大力量，共同探索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推向现代化的问题。
    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要看到，世界建筑发展的这一新情况：“由一种潮流引导建筑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多元的发展探索、多种的可能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这一种潮流，“北京宪章”序言里，荷兰亚历山大•楚尼斯教授也说：
    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非形式主义反对所有的形式规则，形式主义则把形式规则的应用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二者的对立如此鲜明，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同出一源，认为任何建筑问题都是孤立存在的，并且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出于获取愉悦、表达象征或者广告宣传的目的，大量的先进技术手段被用于满足人们对形式的热切追求，这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从分析形式的风格和类型，到表达复杂的形式构成，再到构筑最奢华的形式梦想，其中的技术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先进和发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屈从于对形式主义的幻想、好奇和迷恋。
    请看这几年来，北京一系列的巨型结构的游戏，不正是如此吗？建筑道路正面临着变化，如果说50年前中国在苏联的影响下，一度存在所谓“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迷失，那么，今天则走向另一种迷失，即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等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见”的形式，所谓新、奇就是一切！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数亿、数十亿元资金的流失在所不惜，这正常吗？这能作为中国建筑发展的方向吗？作为中国的建筑专家，就屈从于决策者的好恶吗？我们需要敏感地、清醒地看到这种歧途，要走出困惑，我们的学术要走向新天地，即走向多学科的交叉，把更多的建筑要素纳入进来，面向多元求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样会削弱建筑的作用，建筑仍然是主导专业（leading discipline），就看你能否在新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视野与能力，驾御这些新的元素，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科学要发展，艺术当然也是重要的，并且必不可少，而内容却空前宽阔了，另一种学术高峰等待我们去攀登，进行新的创造。
(三) 弘扬中国文化精神
    对于西方的建筑文化，我们必须要批判地学习和研究，但我们不能漠视甚至抛却中国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不去认识建筑文化的深层结构，放松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要自觉地发掘传统文化，包括美学精神，不断创新。
    总之，中国建筑师要清醒地看到新时代、新情况、新任务，需要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要有新探索、新创造；不能怯弱，不能无所作为。还是我们革命前辈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新时代中国要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
    在建筑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谨以所见所感共勉。